《路边野餐》：最动人是永恒的乡愁

毕赣的《路边野餐》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奇妙而迷人的观影体验，它让我想起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的神秘丛林。观看后者的电影如同梦游，在《热带疾病》、《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等影像中，梦境、鬼魂、迷雾森林、前世来生是阿氏的标志性修辞。《路边野餐》带来的是相似的感受，尽管影片在日常生活叙事上与侯孝贤如出一辙，但它不同于侯孝贤镜头中诗意现实主义的南国，而更接近阿彼察邦笔触下魔幻现实主义的暹罗。

《路边野餐》的剧情并不复杂：潮湿多雨的贵州凯里，视如己出的侄子卫卫被他人带走，诊所大夫陈升由此踏上了寻找之旅。过去混迹帮派的陈升曾因伤人而招致九年牢狱之灾，出狱后母亲与妻子都已不在人世。寻找途中陈升路过神秘村庄荡麦，在那里遇见了风信年华的妻子与长达成人的侄子。离开荡麦后他终于抵达目的地镇远，然而看到卫卫开心地成长，他决定独自返乡。

《路边野餐》是充满诗意的。它是写给时间的一首诗，有关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关离别与重逢，有关人生唏嘘不已又怅然若失的遗憾，仿佛在时间的废墟之上，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影片的镜头语言有种不动声色的老练沉稳，且在生离死别的叙事中流露出人世沧桑的生命体验，让人难以置信这出自一位26岁的导演之手。在这个由三个地理空间与叙事段落组成的电影中，真实与虚无的对立被打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边界被消解。你能在山风与雾气中感受到时间的流动，然而时间却不再是线性的河流。与此同时，黔东南潮湿的夜晚、蜿蜒的山路、氤氲的雾色与斑驳的城镇，与如梦似幻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虚实相生，更添诗意。这种诗意带来的另一迷人之处便是影片的多义性。《路边野餐》是含蓄蕴藉而非意义明确的，它追求韵外之致，它向观众们敞开，任由他们去体味创作者的意图，或者将自己的经历投射到电影之中。

不过，《路边野餐》中为众人所称道的长镜头与诗歌，在我看来却有损影片的整体性。不可否认，40分钟的长镜头显示出了毕赣极具才华的语言革新意识。如果说冈萨雷斯在《鸟人》中震惊世人的一镜到底将现实时空、艺术时空与精神时空融合为一，那么《路边野餐》的长镜头运用则以写实的方式完整营造了一个超现实的空间，这在以往以再现客观现实为旨归的长镜头中是极为少见的。然而这一镜头在前后两个叙事段落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割裂感，对于整体诗意的营造不免有喧宾夺主之嫌。尤其是制作技术的极度粗糙，让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还要不时为脚下趔趄的摄影师捏一把冷汗。

至于电影里不时穿插的诗歌，或许最大的作用是再一次证明了导演的诗歌才华以及为文艺青年的空间签名提供了丰富素材。诸如“当我的光曝在你身上，重逢就是一间暗室”的诗句想必会成为文青们口口相传的金句。然而当诗歌以这样一种方式频繁与电影相遇时，它成功制造了一种间离效果，以近乎粗暴的方式将观众从叙事中抽离。《路边野餐》里的诗歌赋予了影片一种不同寻常的效果：一方面诗歌试图为多义而令人费解的故事扮演解说词的角色，而另一方面诗歌本身的多义性则吸引观众进一步去揣摩诗歌的含义，而影片的整体感则在一次次的抽离中被不断削弱。

对我而言，《路边野餐》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诗意，也不在于它惊为天人的长镜头，而在于它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地方性。《路边野餐》本质上是怀旧的。伍佰与任贤齐的歌曲、包美圣的《小茉莉》以及李泰祥的《告别》，从歌曲的选用上就可见一斑。电影里，主人公陈升使用着过时的手机，诊所老太爱听旧情人留下的磁带，他们生活在现实生活的边缘，却频繁在梦境里与故人相见。这种浓厚的怀旧气息，是导演毕赣之于家乡凯里的浓浓乡愁，他也曾在《老虎》与《金刚经》两部旧作中反复吟唱。而在诉说故乡凯里时，影片无意去表现它快速的城市化一面，而是描画它的边缘与废墟、它的平静与落寞。这种带有些许伤感的在地性，表现出的是创作者对于汹涌的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忧思。而这也让《路边野餐》在当下千篇一律的都市快餐式电影中，拥有了独特的文化身份。

《路边野餐》里有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荡麦雾气缭绕的河面上，即将启程去凯里做导游的女孩洋洋在乘船时大声背诵起了导游词，那是一段对于凯里的地理位置、气候海拔、旅游资源的介绍。这段导游词，是毕赣写给故乡的动人诗句。从费里尼的里米尼小镇、托纳多雷的西西里岛到贾樟柯的汾阳县城，多少创作者不厌其烦地在影像中描画与怀想故乡。《路边野餐》则再一次印证着，电影，是一种永恒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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